张謇与梅兰芳

季直先生为近代卓有建树的实业家、教育家，他与兰芳先生是忘年之交。过去读梅先生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，对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略有所知。最近，季直先生之文孙张绪武同志送来《张謇与梅兰芳》书稿，搜集啬公有关诗文书信及日记，且有图照多帧，都是珍贵的文献资料。奉读一过，对两位前辈的深情交往，有了更清晰生动的感受。

“老夫青眼横天壤，可忆佳人只姓梅。”此为1917年7月季直先生赠梅兰芳诗中的两句。其时，季直先生认识梅兰芳已有四年，从北京到上海，多次观赏过梅兰芳的演出，且私下也略有接触。啬公有个判断：在南北梨园界，梅兰芳是最有希望的青年。他不仅看重梅兰芳的天赋条件和艺术才华，还十分喜爱梅兰芳的温润谦诚的品性，视梅兰芳如“赤水之珠，瑶华之玉”，并有决心：“愿将香海云千斛，常护阿难戒体清。”直把梅兰芳当作自己的弟子，要常加呵护，以助其成功。

季直先生之推重兰芳，还有深一层意思。作为我国近代先驱者的啬公，晚年犹致力于“建设一新世界雏型”，即以南通自治之成就示范全国。他是实业与教育并举。而戏剧，“不仅繁荣实业，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”，故拟在南通也把戏曲事业开创起来。季直先生雅好昆曲、京剧，然对旧戏曲之弊病亦深有体认。他认为，戏曲之发展，“订旧”与“启新”二者不可缺一。“订旧从改正脚本始，启新从养成艺员始。”人才是关键。没有新的艺术人才就不可能有新的戏曲艺术。所以他既要建造新式剧场，还要兴办新式戏曲教育。他最初选择助他实现这个计划的人是梅先生。1917年10月致梅兰芳函云：“吾友当知区区之意，与世所谓征歌选舞不同，可奋袂而起，助我成之也。”然梅兰芳的心思全在舞台艺术上，未能应命。此事后来由欧阳予倩先生承担。虽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，南通的戏曲事业没有长期坚持下去，但更俗剧场之“前台无陋规，后台无迷信”，伶工学社之“中西并进，新旧齐学”，都是空前的、划时代的，诚如啬公预测，起到了“为全国之导线”的积极的历史作用。

1919年季直先生得欧阳予倩之助后，对梅兰芳的关爱丝毫未减。为迎接梅欧两位艺术家在南通连袂登台，新落成的更俗剧场特辟一室，题为“梅欧阁”。啬公还亲书联语：“南派北派会通处，宛陵庐陵今古人。”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。那时予倩与兰芳都已有突出艺术成就，世称“南欧北梅”。然梨园界颇多门户之见不易亲密合作。啬公以这种奖掖方式，倡导和衷共济，促进南北艺术之交流、融通，才有利于戏曲事业的繁荣进步。“伶史同与时代新，领袖正须英绝人。”在啬公心目中，梅兰芳与欧阳予倩都是能把戏曲推向新时代的英杰。但啬公看到，梅兰芳固有极高的艺术天分和舞台魅力，而文理学养尚有欠缺，故历年通信中多有敦促其习字、学诗、作画者。甚至说：“以后与仆讯，可自写，吾当为改好寄去，不示人也。甚盼文字进步可几予倩。”殷殷之意，令人感动。对于梅兰芳之剧艺，每有可商榷处，即以实告。如《葬花》中看《西厢》一段，黛玉接口说“有趣”。啬公建议删去，认为“黛玉口中，只可说文章好”，“心中以为有趣，只在微笑中露出。”此关乎人物性格之把握，对梅兰芳的创作当有启迪。梅兰芳早有赴美演出计划，1924年，季直先生特为拟“出行大要”十四款，嘱望此行“能代表一国之美艺”，为国争光。惜梅兰芳访美成功归来，啬公已辞世四年矣。泉下有知，自当快慰。旧时社会名流与梨园名伶往还，标为风雅，然时过境迁，多无可回味。季直先生与梅先生之交是难得的例外。何谓真诚，何谓尊重，何谓挚爱，可于本书字里行间得之。梅先生在五十年代写回忆录时说过，一生在艺术方面的进展，得外界朋友之帮助甚多。他是把这些外界朋友当作“一面镜子，一盏明灯”，照着自己前进的。我想，对于青年时代的梅兰芳，季直先生亦当是最可宝贵的一面镜子，一盏明灯。